花园村就是西三环中路、航天桥与紫竹桥之间的地方，其东有老虎庙，北有姑子塔（20年前为北京自来水公司，院内有一古塔），东南有马神庙，西为慈寿寺及塔。原北京师范学校就在花园村，我从1978年至1982年在那读大学中文系。
1978年10月的报纸登出了1976年清明节我在天安门广场的事后，我不得不成了我们校园中最有名的“四五英雄”。但我个人的生活，基本没被打扰，我谢绝了组织上的入党邀请，以灰调硌色半途退出了“四五英雄报告团”，以嬉皮笑脸拒绝了“四五同志”的继续战斗的劝说。我就想当一个快乐的大学生。我以诗总结过我1977年以前的状态：
肠硬多销泪，身单小弄潮。
那时流行过“伤痕文学”讲文革之痛，后又出现了《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等改革文学。我觉劲都不大，比起外国当代文学颇有径庭。而真正的文学作品，好像都上不了公开的杂志。我班第一才田X在上学不久就在《雨花》发表了一篇讲要走遍祖国大地、终于到了海南的小说，我觉其中的自由气息不少。我写的一万字的“四五回忆”也仅发了1/10。那时我就遗憾中国人写的类似《一九八四》、《癌病房》、《古拉格群岛》、《二十二条军规》等现实主义作品为何看不见；至于谁能像《嚎叫》、《斜阳》等“颓废”主义的作品我就不奢望了。
寒暑假是我远足的好时机。我基本是与北方交大的赵X（工厂哥们）、北京语言学院的肖XX去的南方。我与赵X在西南交大分校门口吃完一毛一晚的面，连夜爬上的峨眉山顶千佛台。一路又黑又滑，几次差点掉到山坡下。翌日下山才从容地在洗象池观佛寻猴、在洪春坪钻林采果、在双泉清音午睡喝茶、在报国寺吃饭。那时的峨眉山好像门票才两角（在报国寺买），而山间有不少农户和田地。
我和肖XX由宁波坐船去的沈家门码头，去的观音道场的普陀山。那是一座佛岛，清静，连渔民都不出大声，几个沙滩干净极了。因1980年恢复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岛上各庙僧人极少，我们还是与几位和尚聊了聊佛事，也半敬不懂的烧了五分钱一把的香。庐山也是同一次去的。前夜睡在九江县城小旅店的屋顶（为凉快），翌日为省钱直接从北线的莲花池走老道爬到了牯岭街，那时旅游的人很少，我俩租一张床，睡在中共八大会址边上的小旅店。在含鄱口望鄱阳湖，在西林寺访白居易（好像是）玩过的地方，在仙人洞觉得这洞太一般了，毛泽东那首《为李进同志题照庐山仙人洞》是“事小句大”。
在校园内，我名声日坏一日。从“四五英雄”到“中文系大流氓”这路，我走得一点不坎坷。我听到这样对我的议论（别人传的）：看来参加“四五运动”的人不见得都是好人，跟着闹事起哄呗；所谓“四五英雄”可能就像是臭流氓赶上了革命，跟着潮头走呗；和平时期更能看清一个人的一般道德水平。我不太在乎别人对我怎么看，一是好哥们没觉我特别不妥，二是我有一句自造的座右铭：不必勉强改正你的错误，再多做出成绩就行了。
仅两三年光景，“四五运动”在我心里已远了，天安门在我心里就是一个著名古建筑，与政治无关。大概是1980年的时候，北京市的各区县开始了区人民代表的竞选活动。自由竞选，谁都可以报名，而后由公民投票表决。这绝对是民主的举措，我们开始都不太相信。虽然四人帮已倒台了两年，但中国一直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们已经习惯的直接听党的话。“自由竞选”这真是一声在中国大地上前所未闻的春雷呀。
那一阵我校校园里很是热闹，到处贴的都是“我的竞选纲领”及其支持者的大字报，学生食堂、主楼前广场等空场常有竞选演讲。选民们互相说服甚至争吵地拉选票。虽然仅是区区的海淀区人大代表的竞选，但选民和候选者都很投入，像是真的在“行使公民的权利”。我记得我们校有七八人参加了竞选。好像只有一名教师（数学系），剩下的都是学生代表。
我班的张XX以“平民代表”自居，的确他生在长在农村，入学前仅是一名农村教师。他对选民的许愿也很有诱惑力：平民代表只为广大老百姓说话，因为最理解底层的需求，如果当上人民代表将为师范学院、尤其是广大学生谋取最大利益。
竞选在热闹的进行。各自的竞选班子大肆的活动，不乏有对对方的拆台行为。比如揭露某女歌星与某竞选人的暧昧关系好像生活作风不好是选民绝不能容忍的。至于披露某竞选人不为人知的好人好事大字报就更多了。在竞选演讲、答问的现场，也常有人提出刁难的问题，也肯定有托儿提些竞选者喜欢答的问题；起哄、吹哨、鼓倒掌者也大有人在。
我和田X也没想到对张XX的支持率逐渐上升，几乎与刘X平分秋色。吃人家饭，就得替人家干。我和田X混在听演讲的人群里将事先准备好的优良问题条子人传人地递上去，以利张XX在上面尽情发挥。但我也并非全是恶意地写一两个诸如“你在学校恋过爱么”、“你看过黄色电影”的条子递上去，没想到却令张XX脸红而言辞跌撞。张XX布置我俩去校园贴利于他的大标语，我俩一直耗到天黑才去执行任务。隔三差五张就请我们吃喝。他那时极亢奋，满脸红亮，瞳孔如钻石，口出铿锵，似根本不在我们俗人的层次。我与田X肯定开了类似的玩笑：你竞选成功后得多少美女追你到时发给我们一点；将来你当了大官怎么也得提拔我俩。张也肯定大拍胸脯，许的愿比我们的要求要大得多。张还可惜我不参加竞选是浪费了政治资本。说是现在形势比1976年时更有利于参与和实现真正的民主。我和田X知道在竞选期间张XX是约过几个女选民到玉渊潭谈过话，但结果并不美好。
我们学校的区人大代表竞选后话是，刘XX与张XX得票都高但均未超过选民的半数，于是按规定重选，选民几乎一边倒地选了数学系的一位老师。可谓无心插柳者，享荫天落成。我同时知道，黑山沪帮的陈家老二也参加了人民大学竞选，成为有名的辩士和民主思想传播者，而胡X在北大获选他天生就是一个思想理论家么。
1976年4月在广场上，由于虚荣和疯狂，我把自己看走眼了，拿着胡闹当革命抑或相反。1978年10月“四五”平反，我清楚自己是块什么肉，却让系领导乃至校外的“四五同志”打眼了，否则我也不会两次在英雄报告的主位上。后来我又让我班的竞选积极分子，最恨贪官污吏的张XX看走眼了他多少次游说我，不仅是凭嘴，也凭他辛苦挣来钱换的酒肉。估计他至死也以为我真像我说的“时机不够成熟、经费不够富裕、要做就做大事”。我对不起他。
我跟田X也议论过：真要搞什么大事，肯定不能带张XX，激情和蛮干最容易误事；况且张平时正常，但一涉及民主和革命等问题他的精神就不太对，这是否与一直没有正当发泄性欲有关。真他妈奇怪，另一个革命积极分子也是一谈政治就显得精神走别筋，他俩怎么都以为我是他们的同类甚至让我领着他们干呢。难道在他们眼里，红色的精神毛病与黄色的作风毛病这两种人的外在或气味相仿相投么。1976年我只是被动地玩，却玩大了，谁要认真地把我归在志在革命那一档我跟谁急哥们，你这不是害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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